“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法国的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的话语依然在今天回荡。

要了解中国共产党，逃不开二十世纪那一段震撼人心的中国近代史。它是花环，也是荆棘。《苦难辉煌》这本书从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入手，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共产国际、日本军阀这左右中国革命的四大力量，以全景式的揭示和深入分析。全书没有教条的解读，也没有枯燥的语言，而是用一个个跌宕起伏的真实故事、一组组惊天动地的数据资料，展现了一件件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和一位位鲜活悲壮的传奇人物，加之适当的评论与总结，使我进一步了解了那段苦难的岁月、辉煌的历程。

书中开篇的两句讲到：“我们曾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年到2050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苦难辉煌》这本书有着提醒我们，我们国家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苦难和痛苦，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今后我们该走的路和该呈现的复兴和辉煌的意义。

回顾中国近代史，我们向很多外国人请求过帮助。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苦难辉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必须要靠中国人自己。

中国人曾经请过很多“救世主”。在第三章岩浆中，鲍罗廷由苏联驻华代表介绍给正在联俄的孙中山。孙中山把鲍罗廷称为“无与伦比的人”，他主持了国民党改造，使国民党真正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同时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总能提出让人满意离开的办法。李宗仁曾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然而在孙中山死后，他陷入个人政治视野盲区，看轻中国共产党，亲手将极大的权力交给了没有被孙中山看重的蒋介石，最终导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然而由于此前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独立完成革命任务，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少量的武器和经费，使中国共产党无法组织属于自己的军队，促成了四一二惨案。

走了苏俄顾问，又请来了德国顾问。在第四章围剿中，蒋介石请来了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今赛克特。他提出的建议与蒋介石“抗日必先剿匪”不谋而合，受蒋介石重用。但是他最大的目的不是来围剿红军，而是向蒋介石输出普鲁士军国主义，优先照顾德国经济利益。当时全中国出产的钨矿几乎都拿去和德国换武器。

南京有个太上皇，瑞金也有个太上皇。在第六章陷落中，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职务。在他之前，包括他，所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定，所有大的决定都要向共产国际报告，由共产国际决定。博古不懂军事，此时恰恰来了他老熟人——刚完成苏联任务的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奥托•布劳恩，就是后来的李德。共产国际给他职务只是一个顾问，但年轻的博古希望以他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给了他极大的权力。李德将老的战法换成了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到的战法，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而正式顾问费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使中国工农红军雪上加霜。幸亏他来去匆匆，否则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李德？”

“水土不服”的不仅是李德，费雷德，还有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革命详情不甚清楚，荒谬而脱离现实，面对中共来电要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只能发出态度模糊的电报。

量变达到质变。在第十章瞩目大西北，中央红军放弃根据地突围，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广昌战役失败，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历经重重失败，中国共产党终于决定自主选择自己领导人。遵义会议上在事先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下，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的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决定了一支军队的命运，一个党的命运，一个国家的命运；它打破了“外国的月亮更圆”的想法，使中国更加相信，我们中国革命，必须要靠中国人自己。

在第十六章狂飙歌中，李德对斯诺承认，“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但是，就像伍修权说的一样，他的权力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亲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原因何尝不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李德全程参加了两万五千里，和中国共产党走过来最艰难的历程，只是他被捧得太高了，所以摔得粉身碎骨。

国际歌早就唱到“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