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可明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其因组建湘军参与清廷讨伐太平天国武装,并于同治三年（1864）7月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而闪亮登上清朝政治舞台的前台，官至两江总督（清朝九位级别最高的封疆大吏之一，总管今江苏省含上海市、安徽省和江西省三省军务民政，官秩从一品）兼理两淮盐政、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爵。清史学界推其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且位居其首，而另三位也先后官至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毛主席评价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本文仅就其两江总督任上对淮盐运销的施政行为作一点追述。
盐从夏朝时的贡品，到战国时成为国家财源的支柱之一，其产业逐步成长为历朝历代重要经济命脉的一支。兴起于汉唐的淮盐，向受朝廷官府重视和控制。唐代宗宝应二年（763）起，朝廷每年都从京师朝班中派出高官大吏，到两淮盐区巡视淮盐的课程缴纳、查杜私盐、督导盐业官吏、落实朝廷的盐价政策，史称盐铁史、巡盐御史、盐政、盐院。清朝道光十一年（1831）起，两淮盐政归两江总督兼管。两江总督是康熙二十一年（1683）将顺治四年（1647）设置的江南（今江苏含上海、安徽二省）、江西、河南三省总督合并，正式定名。首任两江总督兼管盐政的是清朝有名的资产阶级改革家陶澍。陶澍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两淮的淮北盐区（古海州地域）推行盐法改革，一改始于宋朝的“纲盐法（或称引盐法）”为“票盐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史称废引改票。陶澍的票盐法改革，关键措施有三：一是取消总商（康熙时官府确定的为统率众盐商之大盐商），销盐不再由总商把持，10引（每引400斤）起票，招徕民贩运销；二是裁汰浮费（窝价、岸费、场费等），减轻课程。革除了浮费260万两银。淮北正课也由每引1两5分银，减为7钱2分，杂课、经费减为每引5钱2分 ，加上场价6钱4分，每引盐价1两8钱8分；三是改变运盐道路，减少运盐手续。如有官吏索贿，许盐贩告发，官府查纠。如此，运销食盐成本减至原纲盐之半数，故而百姓喜食，也食得起，私盐失去市场而只能隐退，官督商销的票盐畅销，而清廷盐课收入大为增加，渐趋衰落的淮北盐重又雄风再起。
道光二十九年（1849），时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的陆建瀛仿效陶澍淮北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成功经验，在淮南盐区推行票法，也取得了成效。但是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农民起义军攻陷武昌、汉口等沿江重镇，长江航路受阻，一直从长江运销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食盐无法运输，票盐法不得不中止施行。淮盐课税是清政府最大的盐税来源。淮盐运销停滞，清政府每年要损失两淮600万两银的盐课收入。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末（1861年12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同治朝初（1862年1月31日）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于同治二年（1863）九月至十一月，先后制定了《淮盐运西（江西或称赣）章程》、《淮盐运皖（安徽）章程》、《淮盐运楚（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章程。同治三年（1864）7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历时15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终被清政府残酷镇压下去，清廷又恢复了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曾国藩镇压革命有功，朝廷加封其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他在《整理淮北盐务》中也称道：“陶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但因太平天国革命与清军大战中，淮盐运道阻塞，淮盐销不出去，盐课亦不能按额收库。因此他规定淮盐以600斤成引，行销鄂、湘、赣以500引起票（称大票），行销皖以120引起票（称小票），欲贩销者“愿多者听，少者不准挂号”，所谓寓纲于票，实质上是鼓励豪商巨贾运销淮盐，而抑制了小商小贩做淮盐生意。并于各销盐口岸（湘、鄂、赣、皖）设立督销局，由其委派江南候补道员充任局总办，以湘、鄂、赣各盐道（销区盐官）为兼办（皖省无兼办）。淮北督销局以正阳盐厘局长兼任总办。又于仪征设扬子淮盐总栈，亦以道员充任总办。淮盐销价由督销局定夺而运商及销商均无定价之权。盐船到达销区口岸后，盐商赴督销局挂号，按先后次序由督销局叫号发售。没叫到号的食盐不得售卖。这种督销局定价、督销局挂号发售法，称作“保价整轮之法”。陶澍的“民皆可贩”被曾国藩完全扳回到了官绅富商垄断的纲盐法旧轨。
曾国藩在实行新的曾氏盐法基础上，为更多地筹办军饷，还令淮北盐区场商每包捐盐5斤，每引20斤，由海州盐运分司具体实施。捐盐之盐课及售出盐价由盐商上缴，作为李鸿章所统领的淮军军需费用。基本与此同时，曾国藩还积极在淮盐区抽取盐厘。盐厘是正课外的税种，有引厘、关卡厘、包厘、私盐厘、正课厘5种。曾国藩在淮盐区重点执行关卡厘和私盐厘。在淮北盐商运盐必经之处设卡，每包100斤抽厘500文；运往长江上游，每包再加抽500文；运抵扬子四岸（湘、鄂、皖、赣）后每包抽厘2000文。淮南盐商运盐至通江关，每引抽银5．5两；运往省内的江宁、仪征等处每引须纳扬、镇军营1．2两银，沙漫洲粮台抽厘0．32两银和大胜关抽厘2．2两银……。总之是路途越远抽厘越多。淮盐产量大、销区广、运程远，被抽取的厘金其量甚丰。所以，曾国藩在同治二年（1863）云：“近年各路军营，皆赖抽厘济饷。如扬州大营、镇江大营、皖江南北水陆各营，所设之卡，皆以盐厘为大宗。”他的得意朋党、曾氏盐法忠实追随者、后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李鸿章同治五年（1866）也道出：“盐厘一项，专为接济军饷而设。……此时所需巨款，惟赖各岸盐厘之入，为诸军养命之源。”光绪二十九年（1903）两江总督张之洞直言：“查淮盐厘课，每年六百数十万两（银）。”
扬州境古镇瓜洲，唐时就成为大运河出江口，是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装运淮盐的盐船即泊于此，由盐运机关掣验，等待开江溯江而上运往扬子四岸售卖。清初至清嘉道年间，因长江和运河堤滩变迁，淮盐改在仪征天池掣验、开江。到咸丰三年（1853），因运河淤浅，也因此处盗贩私盐猖獗，更因此时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起义军已在南京建都，清廷盐运受到近距离的直接威慑。迫于无奈，只得将淮盐的掣验、出江地点改在泰兴县的口岸镇。到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革命被清军镇压后，曾国藩上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是时，淮南盐区因海势东迁，一些盐场萎缩、歇产，其销区靠淮北盐补充销售以保引地，满足朝廷食盐课税不断增长的渴求。淮北运盐船由运河绕行泰兴口岸镇盐栈已属不便，延时又增运杂费用。为此，曾国藩委派人员进行踏勘测绘，且亲自由南京乘船东下，从镇江至扬州沿途考察江滩及新盐栈地形位置与周边环境，认可瓜洲设盐栈条件尚好，同时决定对运河入江口河道狭窄之处扩宽挑深固堤，确保盐船畅通无阻。
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奉旨进驻周家口，督师剿灭另一支农民起义队伍——捻军，离开了两江总督之任，而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其职。同治七年（1868）8月中，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再任两江总督，至同治十一年（1872）3月20日病逝。这两年间，曾国藩在改变肇始于咸丰三年（1853）的“川盐济楚”（即川盐济销于淮盐引地的湖北湖南等处）、争取恢复其仍为淮盐销区一事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川盐济楚”起因是太平天国革命军控制了长江航道，淮盐无法送达两湖销区等地，朝廷遂定这些地方借销四川井盐。太平天国革命被绞杀、长江航道恢复畅通后，曾国藩着手“收复楚岸”。他向朝廷呈递《请收回淮南引地疏》提出：“淮纲（纲盐）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一直为淮盐引地的两湖销区“被（川盐）占十有余年，行之（川盐）即以为常，（若即）禁之未便太骤（突然）”，可以先行“重抽（川盐）厘金”之法，迫川盐让出两湖销区。到同治十年（1871），他又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成或全数归鄂”，提出在两湖实行淮盐、川盐同供分销的缓兵之计，试图依靠淮盐之于朝廷经济命脉的份量，慢慢把川盐全数挤出两湖销区。此提议获得清廷户部议准实行。到光绪二年（1876），又经户部议准，两湖销区完全复归淮盐引地。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前后达十余年，可谓苦心整顿，套路、措施自有其独特的东西，其与国家财收、淮盐兴衰、军用民食之利弊得失，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定是不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在淮盐发展史上，着实是刻了重重的一笔。同治十二年（1873年，即曾国藩病逝后第二年），在同治皇帝诏命各省为曾国藩建专祠后，由两淮盐商捐资将原盐宗庙改建成曾国藩祠堂，用以祭祀曾国藩，后人称为“曾公祠”。2004年扬州市政府在原址上复建，且恢复“盐宗庙”名。光绪十二年（1886），淮北盐商在西坝（淮安王家营）为曾国藩建“曾文正公祠”并立了碑。现其祠早毁，其碑现存于淮安市淮阴区图书馆。